《祇园塔影》

缘起•舍宅息隐尘世外

“寺”者，原是一种官署名称，如太常寺、鸿胪寺等；随着佛教的传入，“寺”多了一层佛教庙宇的新含义，据宋代高承《事物纪原》载：“汉明帝时，自西域以白马驮经来，初止鸿胪寺，遂取寺名，置白马寺，即僧寺之始也”。

“萧山祇园寺”是一个地名、一首唐诗，也是萧山文化的重要一环。祇园寺由东晋隐士许询舍宅而建，建寺之初距离佛教传入萧绍仅百余年，其历史可谓渊源流长。

许询出身世家，才华超群，在那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时代，他竟然选择辞官不受，隐居永兴西山，“凭树构堂，萧然自致。至今此地，名为萧山。”

缘循·寺门敕榜金字书

自唐末乱离，海内分割，荆、湖、江、浙等，各据一方，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统治者们利用宗教安抚民心，尤其是吴越钱氏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以杭州为中心，广建佛寺，修筑佛塔。

北宋建隆元年（960），祇园寺得以重建，而治平三年（1066），英宗敕赐今额，始号祇园，成为当时萧山最大的寺院。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杭州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信徒和百姓从自四面八方云集而至，祇园寺人流如织，人文炽盛。

缘聚·楼塔参差倚斜阳

祇园寺在元代曾盛极一时。社会动荡，人心不安，人们需要一个躲避战祸、安身立命之地，寺院再次成为许多人的心灵归宿。祇园寺以其卓越的地位和宏伟的建筑，成为众多人朝拜参观的圣地。

祇园寺居萧邑寺冠，明代设僧会司于寺内，管理全县大小寺院，与设为道会司的城隍庙遥相呼应，和紧临的县衙、县学一起构成了当时萧山县城内的政治、文化及宗教中心。明代祇园寺一度与杭州的灵隐寺、净慈寺齐名，乃是参禅修行、游览观光和官员习仪的洞天福地，此外它还承担了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剧院、救济院、消防队等场所可以发挥的各种非宗教的公共职能。

缘续·昔日浮屠今如故

近代中国是一个新旧交替、文化冲击的变动时代，呈千年未有之变局。民国以后，随着整体社会环境的变革，祇园寺的宗教功能逐步退却消失，但它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在萧山的近现代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庙产兴学”到抗日战争中的萧山战场，从湘湖师范学校校舍到民兵指挥部，从萧山图书馆到区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祇园寺不断顺应时代发展，满足社会需要，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承载了几代萧山人的回忆。

1600多年时光流转，许多历史的荣耀已在岁月的长河中沉淀，昔日浮屠今如故？

《寻迹萧山》

此岸彼岸：汉代丧葬礼仪

当人生走到了终点，墓葬便成为最后的归宿。丧葬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对古代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墓葬是安置死者遗体的特殊建筑，两汉时期的丧葬习俗，遵循“事死如事生”的原则，且盛行厚葬。墓葬结构、棺椁葬具、随葬器物和装饰等对我们探寻汉代的丧葬习俗和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溪头黄汉代墓葬的发掘，为我们研究汉代社会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材料。

风起余暨：汉家的日常

溪头黄两汉时期墓葬共出土遗物936件（组），如此丰富的文化遗存，与其丧葬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推崇儒学孝文化，盛行厚葬，受道教文化影响，人们认为人死了灵魂不灭，只是换个地方生活，仍然有物质需求，因此随葬品以真实的日常生活为原型，可以说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溪头黄汉墓出土的随葬品以陶瓷器为主，亦出土较多铜、铁、琉璃器，偶见玉、石器。除鼎、盒、壶、瓿、罐、罍、釜、盆、甑等常见的生活用器外，还有料珠、耳瑱等装饰品。为研究汉代萧山地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烈火生华：汉代陶瓷

两汉时期，制陶是当时社会三大手工业（冶铁、髹漆、制陶）之一。随着社会需求的扩大，陶瓷制作技术进一步发展，即使是为随葬烧制的明器，也质地坚硬、纹饰丰富。溪头黄墓地出土陶瓷器共661件(组)，约占出土遗物的70.62%，可分为23种器形。其中，原始瓷所占比重最大，釉色青黄，属南方青釉系统。器物多采用轮制法修制而成，配合模制和手制。器表多施釉。纹饰以弦纹、旋纹和刻划纹为主。器形丰富多样，有仿铜陶礼器，也有生活用器和模型明器。